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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林毅夫專訪:近1億人脫貧!中國成就引領世界,形成特色反貧困理論

发布日期:2021-06-03 12:33    来源:

消除極端貧困是中國建國70年來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引起了全球關注。盡管扶貧攻堅的中文信息連篇累牍,由于全球信息落差的存在,從理論到實踐總結中國扶貧的經驗,仍大有必要。

況且,全球來看各國的反貧困努力,中國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其理論體系的全球影響力甚微。有鑒于此,觀察者網采訪數位在這一領域耕耘數十年的權威專家及決策顧問,期望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反貧困理論和實踐的創新以及全球意義。

經濟學家林毅夫是我們采訪的第一位專家,他這些年在發展援助領域的獨到見解,如3萬億美元的國際援助如何有好心但是未能辦成好事,並沒有幫發展中國家解決貧困,令廣大讀者深受啓發。

同时,他也致力于研究总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减贫相结合的发展经验, 这成为他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并将这一理论传播至海外。此外,林毅夫还担任多个国际发展减贫机构以及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顾问,致力于减贫的国际合作。

親貧式改革與增長

中國極端貧困的終結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用了整整70年,凝結了幾代人的努力。

中國人口規模如此之大,又曾經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還不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是什麽可以讓中國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千年目標的減貧任務?通過與國際上的橫向縱向比較,或許可以發現中國的不一樣。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 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曾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比较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反贫困实践。他用世行的数据和1.25美元/天(2005年价格)的国际贫困标准线横向比较发现:1981年中国贫困线以下人口达到惊人的84%,当时只有四个国家包括柬埔寨、布基拉法索、马里和乌干达的贫困发生率比中国高。

到了2005年, 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已经降到16%——低于发展中国国家26%的平均贫困率水平;用同一贫困线在同一时间段,印度的贫困率从60%仅仅降到42%,巴西从 17% 降到 8%。

在分析中国迅速减贫的原因时,马丁? 拉瓦雷和其团队的研究指出,中国亲贫式改革和增长模式以及社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农民人人享有土地;80年代的渐进式价格改革,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保护了农民利益;基础医疗和教育在农村的全覆盖。

這一增長模式使得中國尤其在改革開放初期,減貧效果顯著。公開數據顯示,1980年左右中國小學的毛入學率達到100%。15歲及其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在1981年達到66%,人口預期壽命達到65歲。這些成就印度幾乎是在25年之後才達到。

這在林毅夫看來,也正是中國減貧成功的特點之一。

以下爲專訪問答:

观察者网:海外一些研究评价中国取得减贫成就的原因时,用了一个词叫做亲贫式的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他们认为这样的增长和社会政策,对中国脱贫起了重要作用,您如何评价这样的描述?

林毅夫:這個說法把中國發展的成果做了一個相當客觀的總結。中國的發展速度很快,這是事實。但是有些國家經濟也發展了,極端貧困問題仍然解決不了。中國不僅經濟保持了高速發展,而且同時把貧困問題,目前是絕對貧困問題全部解決了。所以可以說這種發展模式是親貧的。

經濟增長的同時解決貧困

普遍認爲,經濟增長通常能夠減少貧困,但是效果卻因國而異。40多年來,中國堅持發展爲第一要務,與此同時探索出造血式扶貧,即開發式扶貧爲主,輸血式扶貧兜底的綜合扶貧辦法,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大大減少了極端貧困人口。

按照中國2010年的貧困標准,1978年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約7.7億人,占全部人口96259萬的80%;到2011年下降爲1.22億,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下降到9.1%。但是不容質疑的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仍然有一小部分群體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城鄉居民以及不同收入階層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基本公共服務地區之間沒有均等化,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不均勻等等。

這也成爲2013年精准扶貧出台的背景。

觀察者網: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1982年“三西”扶貧計劃之後,開發式扶貧在中國扶貧事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種開發式扶貧和經濟發展是互相促進齊頭並進的。經濟增長通常會減少貧困,經濟學家稱這種叫做涓滴效應,這種效應在中國非常明顯,但到後期這種效應就變得不那麽明顯了。有學者提出異議,經濟增長最終並不能解決貧困問題,您怎麽看?

林毅夫:經濟增長給低收入人群創造越來越多工資水平高的就業機會,這種減貧的效果在中國是非常顯著的,但是在老少邊窮這些發展落後、貧困程度高的地方,發現效果有限,如何解決?

于是就産生了討論:究竟是造血式的扶貧,還是輸血性的扶貧?過去的做法或者是國際上一般通用的辦法,更多的是給這些人群提供更多人道主義援助的輸血式扶貧,但是要解決貧困問題,最重要的是貧困人口自己要有能力增加收入,要增加收入,就必須有就業機會,要就業就必須有産業。

開發式扶貧就是通過發展産業,增加就業,最終增加貧困人口的收入,這是一種造血式的扶貧,這種方式跟全國的經濟發展也是有關的。因爲有不少貧困人口從農村來到城市,有了就業,但是仍然還會有很多人留在農村,留在農村的人以農業爲生,收入增長的來源有限。

我們還有沒有辦法,結合農村當地的有利條件,爲他們創造一些更高收入的就業機會呢?後來就發現,僅僅開發式扶貧還是不夠,因爲有一些地區,比如說“三區三州”這些地方自然資源條件非常匮乏,距離市場特別遠,交通和各種基礎設施非常差,要發展起來,就需要有針對性地去幫助他們解除發展上的瓶頸限制,所以就有了精准扶貧的概念,去精准幫扶,幫助他們脫貧。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創造性地使用了一些做法,比如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扶貧,就是發展比較好的地區,跟深度貧困地區結對子;還有定點幫扶,就是各級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國有企事業單位和軍隊也參與進來,定點幫助一些比較落後的貧困縣或貧困村。

這樣一來,通過提供資金、提供技術,提供人才的培養,提供市場渠道,來創造就業機會。就這樣,中國靠多方的努力,才能夠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讓所有的人都脫離極端貧困。

中國是反貧困事業的引領者

國際上流行的反貧困理論在國內的扶貧實踐和理論爭鳴中被頻頻提起,比如阿瑪蒂亞·森所提出的貧困成因理論,提倡以“可行能力”作爲衡量貧困問題的多維貧困評價標准;再比如傑弗裏·薩克斯的“貧困陷阱”論,倡導大推動策略解決貧困問題。

還有,與薩克斯針鋒相對,威廉·伊斯特利認爲“政府腐敗”是貧困根源,“援助無用”,主張采取“小規模局部改革”策略;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班納吉、杜弗洛和克雷默,則通過隨機實驗的方法,考察信息和激勵因素在減貧中的作用。

遺憾的是,這些理論並不是建立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基礎上總結的,中國的實踐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觀察者網:您這些年來一直在中國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構建新結構經濟學,同時呼籲和強調構建中國本土理論的重要性,中國的學者也一直嘗試總結中國的反貧困理論。您認爲中國的扶貧實踐過程中是否吸收過一些國際上流行的反貧困理論?還是我們的扶貧方法是獨一份?

林毅夫:解決貧困問題是各國共同的目標,大家都在不斷嘗試各種方法。但從結果來看,中國是走在世界前面的,按照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我們提前10年就完成了,所以絕對不可能是中國抄襲別人。

中國取得這麽大的成就,一定是針對自己的問題因地制宜地想出了自己的解決辦法。不過我們在想辦法解決問題的時候,也不是關起門來,我們對別人的辦法還是關注的。

只不过别人的办法针对的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比如非洲、南亚的问题, 他们要摆脱贫困,跟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造成贫困的原因、经济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速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們是按照中國自己實際的狀況,采取有效的措施,對症下藥,這樣才得以提前10年完成全世界人民都想完成的脫貧目標。

因地制宜,政府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全球範圍來看,各國的扶貧方式不一而足。發達國家主要靠高福利緩解貧困問題,拉美國家的現金轉移政府項目曾經得到世行的高度贊揚,貧困問題最集中的非洲國家,則大多主要依賴國際機構援助扶貧。

以美國爲例,重點通過14項反貧困福利項目幫助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負所得稅計劃、補充營養援助計劃、住房援助計劃、補充保障收入計劃、佩爾助學金計劃、兒童營養計劃等等。

再比如拉丁美洲推行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实质上也是以政府补贴为主。以巴西为例,最为成功的扶贫计划是2003年开始发起的家庭救助计划(Bolsa Familia),主要内容就是父母将孩子送去学校和接受必须的健康检查和疫苗注射,每月可以领取30美元作为回报。实施十年有余,将贫困率从 9.7% 降至 4.3%,覆盖到5000万低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全球超過7000萬每日消費低于1.9美元的絕對貧困人口,其中2600萬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但是非洲地區由于政治曆史原因,以及可用資源有限,自身能力弱小,減貧主要依賴國際援助。

觀察者網:您多個場合提到一個數據:自從二戰之後,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機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3萬多億美元的援助,但是爲什麽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起來,您認爲主要原因是藥方是西方給的。我們也看到一些對外援助項目,比如聯合國的“千年村”項目爭議也比較大。中國也與國際機構合作,在境內開展了一些扶貧援助項目,您認爲這跟中國政府主導的脫貧實踐有什麽區別?中國的扶貧事業過程中,外國援助起了什麽作用?

林毅夫:我們一向關注國外的經驗,也願意去學習。但我們知道,國外的辦法是不完全能解決中國問題的,所以我們在不斷地根據自己的情況,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辦法。中國的扶貧實踐,是一條由經濟發展帶動,政府主導、社會幫扶與農民主體作用相結合,以造血式扶貧即開發式扶貧爲主,社會保障兜底的路子。

比如國外就沒有精准扶貧,國外也不會有對口幫扶,這些都是我們根據自己的國情提出來的。總的來講,國際援助在中國扶貧攻堅中的貢獻比例是相對比較小的。

就像鄧小平1980年會見世行行長麥克馬拉時說,“中國下決心要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有世界銀行的幫助,中國實現這些目標會快些,更有效率些,沒有世界銀行的幫助,中國照樣要做,只是花的時間可能會長些。”

觀察者網:無論是貧困陷阱還是聯合國“千年村”計劃的大推動戰略,海外似乎通常是經濟學家在提出反貧困理論,有的甚至參與國際扶貧項目的實踐。中國完全不同,中國似乎是政治家在發明反貧困理論並以此指導實踐,比如先富帶動後富,或者精准扶貧?通過國際上的比較來看,您怎麽看扶貧實踐當中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要解決好貧困的問題,重要的就是要讓貧困人口自己有回報率足夠高的就業機會,這必須依靠産業發展,才可能有源源不斷的高回報就業機會。但是要發展什麽産業,就必須結合當地的比較優勢。

發揮比較優勢使其成爲競爭優勢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解決交通基礎設施、市場准入、技術和人力資源等等問題。在貧窮落後地區,這些問題靠老百姓自己是解決不了的,靠市場也解決不了。這需要政府來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還要社會組織、企業也一起來共同發揮作用,來提供技術,打通市場渠道。這個過程當中,市場是關鍵,但政府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觀察者網:具體到中國的扶貧,您怎麽評價政府在當中起的作用?

林毅夫:與國際相比,中國政府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如果不是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貧困人口問題,單單靠市場的作用是無法解決貧困的。

中國政府在扶貧當中的作用也是相當有效的。從扶貧目標的制定到實施,從原來的輸血式扶貧,到造血式的開發式扶貧,到後來的精准扶貧,這個都是政府審時度勢根據當時的情況和問題的關鍵提出來的,並根據我們社會發展的進程不斷地調整,不斷的提高扶貧的效率最終終結極端貧困。

經濟學家伊斯特利通過在非洲的研究,得出結論說政府腐敗是貧困的根源,但是他沒在中國做研究。政府會有腐敗這是事實,但是也不能說每個國家每個官員都腐敗。

因爲即便是非洲,也有扶貧工作做得比較好國家。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從中國的實際效果來看,政府動員了各方的力量來共同解決,這個千百年來人類社會都想解決的貧困問題。從這一點上,我想應該給予中國政府高度評價的。

中國反貧困經驗具有全球意義

中國終結極端貧困的成就不但使14億國人受益,而且也獲得國際機構的高度贊譽,爲海外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仍然在與極端貧困作鬥爭的國家很多啓發。不過,體制優勢、全民動員等基于國情的扶貧經驗,似乎也決定了中國扶貧的特殊性。

觀察者網: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您認爲中國反貧困的經驗是中國獨有的,還是有普世意義?您認爲哪些扶貧的理論和實踐可以與其他國家分享?

林毅夫:我認爲中國有很多扶貧經驗可以向第三世界國家分享。因爲貧困人口的特性就是,除了勞動力之外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土地也少,可利用的自然資源也少,所以要解決貧困問題就要不斷給這些收入水平低、只能靠勞動力來獲取收入的人,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這是解決貧困的關鍵。

怎樣才能給這些人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我在新結構經濟學裏常講,要按照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比較優勢來發展。貧窮地區最大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所以就需要發展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産業,使用勞動力比較密集的技術。

這樣就能夠給貧窮人口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增加他們的收入,並且也能夠讓那些發展的産業以較低的生産成本生産出有競爭力的産品推向市場。

要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一方面要有市場,第二方面要有政府去幫忙解決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說像基礎設施、電力供應、公路交通來幫助原材料能運進來,所生産的産品能夠進入市場。所以就要用好市場和政府這兩只手,多去發展各個地方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貧困人口就業機會的增長,這樣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社會公平目標就能夠同時達到。

這是中國的經驗,同時也是東亞經濟體的共同發展經驗。基本上都表現出在增長過程當中同時達到公平,都是靠有效市場和政府的積極有爲來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使得這些産業在他們本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都有競爭優勢。

這樣的發展思路,在其他國家也能成功。比如埃塞俄比亞這10多年來經濟發展得比較好,同樣是得益于在有效市場、有爲政府兩只手共同作用下,推動具有比較優勢産業的發展,包括農業,以及引入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

埃塞俄比亞現在仍然是收入水平比較低的非洲國家之一,但卻是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而且在減少貧困方面成績也算是最好的非洲國家之一。

不僅是埃塞俄比亞,像波蘭這樣的東歐國家也吸收了中國的經驗,效果非常顯著。

波蘭從1989年轉型以後采納休克療法,單靠市場調節經濟,雖說2008年波蘭人均GDP已經達到14000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水平,但波蘭就業增加很慢,失業率高企,人們都在擔心波蘭可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2015年10月新政府上台以後,也開始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的有效市場和有爲政府共同作用去制定國家發展計劃,政府幫助企業排除波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産業發展的瓶頸障礙。

過去三年波蘭有些産業發展很不錯,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波蘭人口3800萬占歐盟國家不到十分之一,但在2018年新增加的就業機會就占整個歐盟的70%,2019年失業率降至3.3%,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相對貧困率從2005年的12.4%已降至曆史最低的9.6%。

所以,經濟發展的基本道理是一樣的。要解決貧困,一定要讓貧困人口有就業機會,就要擴大就業機會。機會哪裏來?就是要讓這個國家有比較優勢的産業能夠發展起來。

這些産業要發展起來,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爲政府兩只手共同發揮作用。這些中國經驗在低收入的非洲埃塞爾比亞和高收入的東歐波蘭經過驗證是走得通的,那麽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應該是一樣的。

觀察者網:中國終結了極端貧困,不過海外也有一些雜音,比如BBC說中國終結極端貧困數據裏有“玄機”,事實上是故意混淆絕對貧困線和相對貧困線。您在世行工作過,可否給讀者們解釋,中國的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和世行對發展中國家的貧困衡量標准有什麽不同?以及您如何看待我們的終結極端貧困之後,仍然面臨的相對貧困挑戰?

林毅夫:世行當前的極端貧困線是每天消費低于1.9美元(2011年價格),是根據15個最窮國的國家貧困線的平均值得來的,而且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價的。我們國家的貧困線以收入標准計,年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這跟世行的標准基本是同一個水平的。

但是我們標准是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就是說我們國家的貧困不僅是看收入水平,還要不愁吃穿,教育、醫療、住房和飲水安全有保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貧困標准比世行的國際貧困線還高的,因爲我們是綜合的貧困標准線。

之所以會引起一些誤解,就是世界銀行用的是購買力平價計算,但有些人以爲是按照市場彙率計算的收入。發展中國家通常物價水平比較低,按照市場彙率如果收入是一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就可能是1.5美元,甚至是3美元,很多人是把這個東西搞混了。當然,世行還有更高的貧困線3.20美元/天和5.50美元/天,這分別是針對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的貧困線,這是我們下一步要努力的目標。

我認爲中國扶貧的成就應該是有目共睹的。我們扶貧的任務還沒有結束,我們下一步的目標是要讓全國人民分享中國發展的果實。

人的追求是在不斷增長的,所以我們要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在發展過程中,不僅人們整體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時也要照顧到相對弱勢相對落後地方的人群,讓他們也能夠跟全國人民一起前進,讓鳏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任務。

记者:高艳平( 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本文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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